Patrick：我们再往前一步，谈谈GP（普通合伙人）。同样的问题：在当下的游戏规则下，什么是理性的做法？这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斯波克式”的理性答案，一个是“柯克式”的情感驱动答案。
斯波克式就是：既然市场如此，我要打造平台，按理性最大化投资回报。
柯克式则是：如果你今天要重新创办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你会怎么做？会像你在Benchmark时那样做小基金吗？还是会搞一家无所不投、收费结构不同、能适应新规则的基金？我想听听你两种视角的答案。
Bill：我在回答时想强调两点中的第一点：时间是个大问题。我们把公司流动性的时间从5-7年拉长到10-15年。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每个LP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发给你过一张NVCA图表，显示风险基金在5-10年内返还承诺资金的百分比。过去平均是20%，最高到过30%，去年降到5%，现在大概在5-7%区间，这反映了LP的流动性大问题。
但这对GP也是个问题。时间为什么是大麻烦？因为有资本成本，IRR（内部收益率）会被时间侵蚀。大家都说，哦，重要的是DPI，不是IRR，但如果时间翻倍，IRR就成了关键。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除了时间和资本成本，还有稀释。每只僵尸独角兽每年都要为员工激励发行3-6%新股。
把这两点结合起来问题就很大了。假设你原本希望第10年能拿回100美元，如今要推迟到第15年。只按10%复利算，第15年得值160美元才能等价。如果你认为这些人投资风险投资就是图大回报，那你的资本成本不是5%，那是无风险利率。真正是15%，再加上5%的股权稀释，就是20%。
如果你再多等五年，100美元就得变成250美元才能达到原本的回报预期。所以这是个大问题。
还有一点也不清楚。以前有一定数量的公司会被收购或上市，然后熵增，所有公司长期增长都很难。
大家喜欢说，如果没有大赢家，基金回报如何？但我没见谁问过，如果只剩大赢家，其他全没了，基金回报会怎样？因为我们似乎正走向这种局面。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答案。我职业生涯一直做早期投资，我依然喜欢那个阶段，因为那是可以下注最大、回报最大的窗口。
但我真的很不喜欢让新一代GP每家公司都重复Uber-Lyft那种竞争。你去开董事会，发现对手又融了十亿美元，桌上的决策就变成“我们是不是该再亏两年、负毛利抢市场份额？”你不会在哈佛案例里看到这种情形。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手牌，是超级高风险的扑克游戏，策略不是《从优秀到卓越》那种。这不是传统的公司管理之道，也不是巴菲特信里写的那一套，在这种资本大战世界里都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