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 危机结束后，Vitalik 在博客《Thinking About Smart Contract Security》中承认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提出需要引入更严格的安全审计和形式化验证，并开始在公开演讲中谈论治理问题，强调“社区协作”而不是技术绝对主义才是以太坊成功的关键。
危机带来了反思，但市场却迅速进入投机狂热期，带来沉重的网络负担。
2017 年，ICO（初始代币发行）成为现象级融资手段，EOS、Tezos、Bancor 等项目在以太坊上轻松筹集数亿美元。同年底，NFT 游戏 CryptoKitties 因用户暴增导致以太坊严重拥堵，Gas 费用一度突破 800 Gwei，Vitalik 意识到：如果扩展性问题得不到解决，以太坊将难以实现普惠愿景。
在采访中，他毫不掩饰对行业投机化的失望：
“很多项目看似去中心化，其实只是换了包装。我们必须证明，区块链的存在理由真的优于传统技术（比如 Excel 表格）。”
热潮很快退去，2018 年加密市场整体崩盘，ETH 从 1400 美元跌到 83 美元，ICO 项目大批消亡。
这段时间，Vitalik 不断思考如何把区块链重新拉回有意义的方向。
2018 年，他与哈佛学者 Zoë Hitzig、微软研究员 Glen Weyl 共同发表《自由激进主义：一种灵活的慈善配捐机制设计》，提出二次方投票机制，希望通过公共资助模式让真正有价值的公共物品获得资源支持，而非被短期投机主导。
针对扩展性不足导致网络拥堵等问题，Vitalik与社区开发者提出 EIP-1559，引入动态 Gas 费机制，推动以太坊从工作量证明（PoW）转向权益证明（PoS），以降低能耗，提升交易吞吐量。
DAO 危机、投机泡沫和价格崩盘让 Vitalik 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转折。他从一个追求去中心化极致的“技术圣徒”，变成一个必须考虑安全、治理和社会价值的建设者。
以太坊依然是他的乌托邦，但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乐园，而是一条崎岖的现实之路，需要妥协、权衡和更广阔的视野。
Vitalik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务实哲学。
代码之外的战场如果说 2015–2019 年的 Vitalik，经历了从纯粹的技术理想主义到务实的转变，那么 2020–2022 年的他，则经历了思想的另一个关键转折：他开始直面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从单纯的术理想走向兼顾社会治理、公共责任与现实政治的多维思考。特别是俄乌战争，让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直面政治。
2020 年 8 月，他在博文《Trust Models》中提出，区块链永远无法完全做到“无信任”（trustless），现实中的社会契约和权力关系无法被彻底消解，这与他早年希望完全用代码取代人类共识的想法形成鲜明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