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又是一个「死无对证」的案件，引用本案承办人曾在讯问当事人时对他说的原话，「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只知道，合约逻辑是你搭的，TG 群跟赌博平台沟通的也是你。你说的你有两个合伙人，A 一个影子都没看到，B 早就死了，那你说是不是你自己干的？怎么查都只有你！」
说实话，直到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另外 2 个合伙人，我也不知道。但对于律师辩护工作来说，真相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根据现有证据为当事人争取轻判。
除了法条本身，当地既往的判决实践也是构建辩护策略的重要参考依据。正如我在此前文章《 同案不同判?刑事案件中的「地域管辖」问题研究》( 下图）中所提到的——即使是相同罪名，在不同地区，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并不罕见。
我对该地区近年来的 「开设赌场罪」+「虚拟币结算」类案件进行了深入检索，但结果并不乐观。例如：
在陈某等人一案中，被告人为赌博平台提供资金结算，赌资累计 9000 余万元人民币，全员被判处实刑；
在方某等利用网络赌博平台开设赌场一案中，被告人虽已退出违法所得达 1000 万元，但仍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外，根据我们团队承办的相关案件，部分办案人员会认为，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属于法院内部会参考的应当认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在深入调研了当地相关案例之后，更加让我意识到，在该地区司法实践中，开设赌场案件基本「难逃实刑」。更不乐观的是，在现有证据下，本案也无法以「帮信罪」角度进行辩护——因为当事人并非雇员身份，主观明知和合作意图均明显，不具备「辅助性、从属性」地位。
时间紧任务重，当我拿到案卷时，审查起诉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来不及想那么多了，从第一步的阅卷工作开始，着手开干！
案件的两个核心难点近千页的卷宗和几十个 G 的电子数据，让我花了整整 5 天的时间进行了初步梳理。
我考虑本案的棘手之处有两个：
一个是上文提到的，涉案同案人员已「死无对证」，那么如何确定本案中，当事人在其团伙中的地位作用？并且，根据案卷当中公安机关的案情描述，压根就没有提到主从犯，团队人员，将所有的涉案行为均指向他一人：对接赌博平台、搭建合约逻辑、使用 TG 沟通、控制钱包地址，均为当事人操作完成。甚至赌博网站也并无工作人员到案。进一步加剧了当事人「单独作案」的既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