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改变这种状况并将美联储和银行转变为国债的非弹性买家非常简单。美联储可以决定至少结束量化紧缩，最大限度地重启QE。美联储还可以豁免银行遵守SLR，允许它们使用无限杠杆购买国债。
问题变成了为什么杰罗姆·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会帮助特朗普实现他的政策目标？美联储在2024年9月通过降息0.5%明显帮助了哈里斯的竞选，而在特朗普胜选后又对特朗普增加货币数量以降低长期国债收益率的要求表现得很顽固。要理解为什么鲍威尔最终会做政府要求他做的事，或许可追溯至1979年的历史背景。
被架空的主席
现在，鲍威尔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眼睁睁看着财政政策主导力量破坏美联储抗击通胀的信誉。
简单来说，当政府债务太大时，美联储不得不放弃独立性，以低利率为政府融资，而不是真正对抗通胀。
这不是新问题。前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在1970年代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他在1979年的演讲《中央银行的痛苦》中解释了为什么央行难以控制通胀：
"自193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哲学潮流改变了经济生活，产生了持续的通胀倾向。"
简单说：政客们让我这么做的。
伯恩斯指出，政府变得越来越积极干预经济，不仅救济苦难，还补贴"有价值"的活动，限制"有害"竞争。尽管国家财富增长，19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少数族裔、穷人、老人、残疾人等群体感到不公，中产阶级年轻人开始拒绝现有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当时和现在一样，"繁荣"并不均衡分配，人们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行动和民众需求相互作用，不断升级。当政府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解决减少失业、消除贫困等"未完成任务"时，它唤醒了新的期望和需求。
现在，鲍威尔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想做一个像沃尔克那样的强硬抗通胀英雄，但实际上可能被迫像伯恩斯一样屈服于政治压力。
政府直接介入尝试解决关键选民群体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数十年。这种干预的实际效果往往因情况而异，结果也不尽相同。
政府与公民积极参与互动所产生的许多结果确实带来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些行动的累积效应给美国经济注入了强烈的通胀倾向。政府项目的激增导致个人和企业的税收负担逐步加重。即便如此，政府征税的意愿明显低于其支出的倾向。
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解决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支出，这种做法将通胀因素深深嵌入经济体系中。
实际上，政府支出范围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充分就业的承诺推动的。通货膨胀逐渐被广泛视为一种暂时现象——或者，只要它保持温和，就被认为是一种可接受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