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似乎对被禁止离开法国领土感到非常受影响...
是的，非常受影响。我的父母有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从统计学上讲，他们只剩下几年寿命。我失去了与他们相处的宝贵时间。此外，我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我错过了他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他仍然没有护照，因为我在迪拜没能出席他的出生。我还有一个在迪拜寄宿学校的十几岁的儿子，他刚刚摔断了手臂，身边没有父母支持他。
这种情况对您的活动有影响吗？
是的，确实如此。例如，我本应该在去年 5 月的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发言。该论坛主席是尤利娅·纳瓦尔纳亚「Foresight News 注：尤利娅·纳瓦尔纳亚（Yulia Navalnaya）是已故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妻子」，我想见她，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家，了解他们如何使用 Telegram 以及我们可以改进什么。法官禁止我去那里。我们不得不通过视频会议进行现场采访。我为言论自由而战将近二十年。纳瓦尔尼有时表达我赞同的观点，有时发表我不认同的言论——但他拥有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我始终坚持。面对俄罗斯当局，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他们的要求，要么出售我的股份并离开国家。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关系密切吗？
我只在 2013 年会见过一次高级俄罗斯官员。当时我是 VKontakte（「俄罗斯 Facebook」）的负责人，我拒绝提供有关政权反对者的信息。会议不超过 15 分钟。这位高级俄罗斯官员坚持认为，在他看来，社交网络应该是政府工具。然后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我完全按照俄罗斯当局期望的那样做，要么我出售公司股份并离开国家。俄罗斯政权让我自由选择。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明白，非常感谢。」两个月后，我卖掉了 VKontakte 的股份。我十多年没有踏足莫斯科。
您是否以任何方式与俄罗斯当局合作过？
没有。我们处理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举报，以删除明显非法内容（如公开宣传销售非法毒品），但我们从未满足过与政治审查或政治迫害相关的请求。在 VKontakte 时期，我公开拒绝为此合作。我甚至被俄罗斯司法传唤。2014 年，我离开了一切。
据媒体 Important Stories 报道，您仍继续前往俄罗斯。有人说：如果你还活着，那是因为你与克里姆林宫有协议...
我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去过俄罗斯看望我在圣彼得堡的家人——这从未是秘密，我甚至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过。我也在新冠疫情期间去过那里支持我的父亲。但我四年没有回去了，自 2021 年出现提及可能与乌克兰发生战争的第一批文章以来。
在来到法国之前，您在阿塞拜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