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如果 Coinbase 明天搬到迪拜，基于其 2024 年 13 亿美元的净收入，理论上仅税收一项每年就能节省超过 2.5 亿美元。
但只有真正能够在迪拜运营，迁址的数学原理才有效。
这正是阿联酋监管策略的相关性所在——不是因为它特别创新，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其他司法管辖区所缺乏的法律确定性。
迪拜的虚拟资产监管局（VARA）已为币安、Bybit、OKX、Crypto.com 和 Bitpanda 颁发了牌照。这些公司都能在清晰的规则下合法运营，这在加密货币行业中出奇地罕见。
监管套利VARA 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加密货币监管方式：合作而非对抗。与其将加密货币公司视为潜在罪犯，VARA 与它们合作建立合规框架。
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监管机构往往通过执法行动而非指导意见进行沟通。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多年来一直在诉讼中争论某些加密资产是否属于证券，而 VARA 只是简单地定义了类别和许可要求。
实际结果如何？大型加密货币公司可以在迪拜获得法律上的确定性，而其竞争对手则在更大的市场中应对监管不确定性。
截至 2024 年，迪拜拥有超过 700 家区块链公司。阿联酋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加密货币交易量排名第三，去中心化金融（DeFi）活动增长了 74%。
然而，根据 Chainalysis 2024 年报告，阿联酋在全球加密货币采用率中仅排第 56 位，而美国排名第 4。
美国每年处理 1.3 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交易——是阿联酋交易量的 40 多倍。
美国公司在加密货币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 19% 的加密货币开发者在美国，而阿联酋的份额微乎其微。
财富集中也反映了类似的故事。
全球 17 位加密货币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为 930 亿美元，其中大多数在美国，包括 Chris Larsen（Ripple）、Brian Armstrong（Coinbase）和 Michael Saylor（MicroStrategy）。
而阿联酋的贡献主要来自赵长鹏。
阿联酋为加密货币业务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但核心创新仍在其他地方发生？
稳定币主权实验阿联酋的稳定币战略既展现了其发展方式中的机遇，也蕴含着矛盾。阿联酋央行批准了首个由阿联酋迪拉姆（AED）支持的稳定币 AE Coin，从而在阿联酋货币与全球加密货币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更具争议性的是，阿布扎比的 MGX 基金使用唐纳德·特朗普的 USD1 稳定币对其 20 亿美元的币安投资。这一选择凸显了阿联酋的策略：通过与掌权者合作保持中立。
这种务实的做法引发了关于阿联酋长期定位的疑问。围绕政治关联资产构建金融基础设施可能带来短期优势，但也可能造成长期依赖。